榆林到西安要多久？
从古到今，有许多的人从榆林到北京，有许许多多的话题，谈不完，都说不尽。但是，只要聊起来，那就会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从历史上来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商人从榆林到北京做生意——其实，从榆林去北京，要比去上海近多了。可是，商人们宁可走很远很远的弯路，也不愿意从绥德、榆林去北京。为啥？当时的大隋王朝，把那一带管得紧得很，稍不小心，商人们就会吃亏上当，甚至赔了老本都没处说理去。
不过，话说过来，到了明代末年，尽管那边的经济文化还很落后，可是在朝廷兵部职方司任职的郝继文却从榆林路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他才发现，自己竟然不认识“天干地支”，这还不算，又发现明明自己写的书法是标准的王羲之、王献之体，怎么在陕西还差不多，一到北京就走样了，连墨迹都没法认。后来，跟朋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一带的风土人情、语言音调、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甚至于观察问题、理解问题的方法都和陕西不一样。于是，有文学家称郝继文为“陕西人”，也有地理学家称他为“北京人”。
但是，最让人最称奇的还在后头呢：上世纪50年代初，陕西省绥德中学的体育老师薛公霞，带领学生搞体育运动，无意中从陕西省的绥德县来到了横山薛家峁，结果，竟然发现那里的学生连“立正”、“稍息”都不会。一问后才知道，那些孩子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爱好、思维方式乃至他们的语言都和大山外面的世界是那么地不一样。
从社会学科来说，以前，人们总认为中国地理学科研究的仅仅是“地表自然”，直到斯大林在1933年提出了“人文地理学”这个概念之后，中国地理界才有了一门专门的学科——“人文地理学”，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不过，与“人文地理”相关的更多地理现象如今还在沿用。例如在“中国地理”课上，老师讲的“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那么，榆林人算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呢？
从官方角度来说，1970年代末，在确定中国15个旅游城市中，有5个城市在陕西。是哪5个城市啊？西安、延安、陇南、榆林和汉中。到新世纪伊始，中国旅游城市又重新评比时，这5个城市里，究竟哪几个还能称得上是旅游城市呢？这还真有点不好说。既然“旅游城市”都不能说，那么对“人文地理”下的定义就更不敢说了。
事实上，从官方角度来说，连“人文地理”这一名称也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正式确定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一直叫“社会经济地理学”。那么，什么能代表“人文地理”呢？据说，“人文地理”代表的是“人类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造成的各种人文现象”，可是，这个“一定时间”有多大，这个“一定地域”有多宽，却让人无法回答。
那么，干脆再往以前追溯，可以追溯到《周礼.夏官》，《尚书》，《管子.地员》，总之，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管子提出来的“四塞”之说。当时，管子认为中国凡是有河流、交通要道的地方都是“国”，而像今榆林地域则属于“鄙”。那么，管子所说的“四塞”在哪里，今榆林地域又处在哪“四塞”之中呢？
古时候的塞与今不同，它的含义是“险要之地”，像今西安的临潼就曾经是“虢夏之交，诸侯四塞”。那么其他的三个塞在何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于是，史学家们便进行了无数次的考证。有的说在今甘肃合水县，有的则认为在宁夏盐池县，还有的认为是在今陕西周至县。
话说到这儿，似乎可以让今人说清楚了，可实际上，依然不会。因为今人所理解的“塞”和古人理解的“塞”很可能是两个概念。
据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有名叫蒋之奇的人曾经给皇帝上书，说当年，秦始皇在今陕西黄陵县造阿室宫时，发现有“五斋”。什么是“五斋”呢？就是五个土墩，秦始皇让人把土墩加高加厚，在上面修殿宇，结果，那五座土墩便被后人称为“五塞”。
可是，到了宋代，因为长期战争不断，那五个土墩自然难以抵御外敌，于是皇上便让在五塞的基础上建城郭、筑庐舍。结果，那五塞便衰落了下来。
事实上，关于三塞或五塞的变迁，几乎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段都有变化。
公元1660年，也就是清康熙九年，曾令陕西巡抚韩世琦对“三塞”进行改建。韩巡抚为什么只让改三塞，而不改五塞？因为五塞中有两座已被废弃，改成三塞之后，至今还残存着两座土墩，一座在绥德，一座在米脂。从形制上来看，这两座土墩呈圆柱形，高25米左右，底部直径约30米。从规模上来看，比起秦始皇时的五塞似乎差了不少。
很显然，即便是现存的这“三塞”，也都不可能代表“人文地理”的最小单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