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站在哪儿？
这个问题我十年前问周其仁教授，他也答不出来。 后来读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尼科尔森教授的微观经济学，我才明白过来，成都是个“均衡”。这个概念是奈特给出来的，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企业利润（收入减去成本）的期望值为什么存在但平均下来为零。 周其仁教授用“均衡”来形容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现状。他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价格就像市场上买菜时讨价还价，你高我就买，你低我就卖，买卖双方都满意，交易就完成了；供给和需求像左右胳膊一样，少一个不灵，多一个多余。 这个比方便我们理解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它不能帮助我们获得市场机制本身的存在证据。同样，“成都”这个概念对于我们观察中国经济运转效率有重要意义，但我们无法证明它的存在。
我十年前读博士的时候在课上问过周老师一个问题，我说：“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市场机制是最优的配置资源方式，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例如中国的改革就是由政府启动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而取得的成就。难道不是吗？” 当时周老师笑着反问我：“你是要证明成都存在吗？” 我愣了。 其实今天再想来，我是要证明中国这一组数据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但这个理论中的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最优”是假定不存在任何外在性、信息不对称或其他诸如道德风险的问题。这些理论在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是完全不适用，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就全对了。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市场机制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力量，甚至不一定能排进前三。我们既不能用事实来证明“成都”的存在，也不能用理论来断定它一定不存在。 也许，“成都”就是一个先农坛里求不出胎神的皇后。